📝 解析

甲的行为成立盗窃罪。该案来源于审判实务中的真实案例：2013年11月15日凌晨，杨某在顺丰公司的“成都中转场”上夜班，负责快递包裹的分拣工作。凌晨3时许，杨某在分拣快递包裹的过程中，将自己经手分拣的一个外有“M”标志、内有一部小米3TD手机的快递包秘密窃走。一审认定为盗窃罪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，原审被告人杨某作为顺丰公司的工作人员，利用经手本单位财物的职务之便，采用盗窃方法侵占本单位价值1999元的财物，其行为应属职务侵占性质，但因侵占的财物价值未达到职务侵占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1万元（根据最新司法解释，现为6万元），依法不应以犯罪论处。据此，宣告被告人杨某无罪。［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（2015）川刑提字第2号］2018年的法考真题否认了二审判决，主张成立盗窃罪。有学者认为该案成立盗窃罪。指出：在本案中，杨某根据其工作要求，仅仅在短时间内“握有”财物，或财物仅仅从其手中过一下，其并无法律意义上占有、控制、持有财物的意思和行为。其理由在于：一方面，杨某作为分拣员应当迅速、准确地将快递运送物品从其储位或其他区位拣取出来，并按一定的方式进行分类、集中，多人流水、共同作业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也无须对财物享有独立的占有、处分权限；另一方面，在本案中对定罪至关重要的细节是，杨某分拣货物的全过程必须在公司监控器的监视下进行，被害单位通过监视这一措施表明其对财物的独立占有和控制权，杨某最多属于占有辅助者，其并不是代表单位独立占有、处分流水线上的物品，也谈不上与单位其他作业的同事一起共同占有、处分单位财物，因为监控装置的存在，流水线上的所有分拣人员都对财物没有独立的占有、处分权限。因此，在杨某并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占有或处分的行为举止、占有处分意思以及占有处分权限时，不能认为其具有管理、经手本单位财物的职务便利，其行为性质属于在短时间内“握有”单位财物，或者单位财物仅仅从其手中“过一下”时，窃取他人财物，与单纯利用工作机会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相同，理应以盗窃罪论处。对于快递员窃取型侵财犯罪，应区分不同业务环节分别处理。［参见张菁：《区分业务环节认定快递员“窃取型”侵财犯罪》，载《检察日报＞）2018年9月16日。］一是收寄、仓管、派送环节。根据快递业务的特点，快递企业对快件的现实支配控制在快递的不同环节有所不同，特别是上门收寄、末端派送环节，快递企业对快件的支配控制几乎为零，相反，快递员则对快件有绝对的支配控制。因此，快递企业在这些环节以工作职责的形式委托快递员代为“保管”快件，快递员基于职务占有了快件，不仅要依职责妥善保管快件，还要承担返还责任和快件损坏、灭失的赔偿责任。同样具有代为保管职责的还有仓管员。仓储保管环节，仓管员需对快件作出入库扫描登记并将其合理放置，妥善保管。通常在有代为保管职责的环节，单位可以根据职责要求直接追查到相应的责任人。由此可见，代为保管职责赋予，是快递企业（上位者）基于与收派员、仓管员（下位者）之间的信赖关系，授予下位者一定程度处分权限的直接反映。因此，这些环节的快递员基于职务占有了快件，如果侵吞快件，应构成职务侵占罪。二是快件处理环节。在快件处理环节中，装卸货、拆包、分拣、封装等与上述收派、仓储有本质上区别，快件处理主要是流水线操作方式，且全程监控，这无疑体现了快递企业（上位者）对快件具有现实的支配控制，虽然分拣员、搬运工短暂接触、过手快件，在物理上的确占有了快件，但从规范认同度上，其物理性事实占有仅仅是辅助快递企业（上位者）实现对快件的控制，且快递企业（上位者）亦未赋予其代为保管的工作职责。因此短暂接触、过手快件并不能认定其已基于职务占有了快件，在分拣、搬运过程中窃取快件的，应认定为盗窃罪。三是运输环节。根据快递业务流程，快件处理的最后环节，寄往同一寄达地（或同一中转站）的多个快件，要集中放置在袋箱或容器中并予以封扎，这称之为总包的封装。总包装载到指定的运输工具上后,发运人与运输人员进行交接，由发运场地负责人将车辆封条加封在车门指定位置，运输人员监督车辆施封过程，双方在交接单上签字确认。可见，经封条的车辆已经具有了封缄物的性质。根据封缄物的占有归属区别说，即包装物归受托人占有，内容物归委托人占有，封城物的外包装即车辆由运输人员占有，车辆内的快件由快递企业占有。运输人员拆除车辆封条取走快件，即打破了快递企业对快件的占有，构成盗窃罪。如果在同城运输的场合，车辆未经封条，亦无押运人员，表明快递企业已委托运输人员代为“保管”运输中的快件，运输人员基于职务占有了快件，其侵吞车辆内快件的，应构成职务侵占罪。